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十九世紀後半,大清帝國遭遇一連串的困境,有志之士們想方設法地為國家、為民族找尋一條生路。一個來自福州留學英國的年輕思想家嚴復,似乎在演化論中找得了答案。
達爾文於1859年正式提出演化論,在演化思想東傳中國的過程中,嚴復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藉由譯寫(一部分翻譯一部分自己寫)托馬斯赫敘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演講與論文集《演化與道德》,1897年嚴復出版了《天演論》。
這部作品一出版即引發驚豔,尤其是書中朗朗上口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八個字(有時誤記成「優勝劣敗,適者生存」),更是引起千層浪。當時許多人甚至用這幾個字來取名字,比如競存、競生、天競、演存等等。其中最有名的例子,莫過於當時十五歲的胡嗣穈,他將自己改名為胡適,字適之。那時候的民眾對這個新思想多半抱持著相信與迷信的態度,它代表了一種嶄新的世界觀、一種神祕的希望。
細究出處,「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這句話出自十九世紀英國社會學家史賓賽(Herbert Spencer)1864年所著之《生物學原理》。然而,儘管這個淺顯易懂的說法非常真實地反應了當時大眾對演化思想的理解,而且達爾文自己也確實將此寫進了再版的《物種原始》之中。可是,以這樣簡潔的觀點來統整整個演化思想是否恰當,還是極具爭議的。
「適者生存」這個概念裡,「生存」就是字面上的意義,指存活下去、代代相傳不滅絕,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生物世界(化石除外),正是長期生存的結果。其實,生存的概念不至於有問題,它與滅絕之間界線清楚,有爭議的地方在「適者」兩個字。
得天下者得民心
與「生存/不生存」這個容易判斷的概念不同的是,「適應/不適應」缺乏了客觀可檢驗的標準;畢竟,適不適應只是程度上的差異罷了。更適應或更不適應,進一步地說,適應得到的好處與不適應得到的壞處,都只是漸進的,無法測量甚或無法界定。
在「適者生存」這個邏輯中,我們能夠知道誰是生存者,卻始終無法知道誰是適應者;於是,非常荒謬的,我們就只能反過來用「是不是生存」來評判「是不是適應」。因此,我們也會得到一個超無奈的推論:適應者能夠生存,而生存者就是適應者。
說起動植物的競爭,人們便容易將之類比歷史上人類之間的殺戮,像「競爭地盤的雄獅」與「逐鹿中原的群雄」。而把與「適者生存」拿進史書來看,邏輯相似的可能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首先,這兩個想法都是因果難判的(到底誰是因,誰是果?);再者,這兩者都具有不可測量的一端:「適者」與「得民心」(相對可測量的一端為「生存」與「得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這句話出自《孟子□離婁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原意讀起來比較像在期勉為王者要體察民之好惡,不過,在成王敗寇的革命市場裡,縮寫後似乎更像一句合理化自身法統的謊言。
想像一下當天下大亂、群雄並起之際,我們真能知道誰得民心嗎?但從歷史的發展來看,我們確實知道誰得天下。因此,與其說「得民心者得天下」,不如說「得天下者得民心」。也許,我們還能進一步把這句話簡略成「得天下者得天下」。
演化論發展至今已經相當完備,實在不宜再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樣的一句話概括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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