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7日 星期四

不存在的3億人:漂流、貧困、難以翻身,中國農民工的掙扎與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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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8 第 1527 期
 
 
 
   

努力的人,不是該獲得回饋與獎賞嗎?為何卻彷彿總是在受懲罰?中國版的《絕望者之歌》!長居中國的日本記者山田泰司,親眼目睹自己的農民工朋友生活日漸艱難,國家愈壯大,人民就愈渺小而愈微不足道的殘酷過程,並寫下最真實的第一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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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王汎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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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道德、權力等各種力量,
就像水分子的毛細管作用一般,
滲入日常生活中每一個可能的角落,
在微小的、隱密的、日常生活空間中發揮作用。

📙儒門內的莊子│楊儒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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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為什麼不屬於道家?
如果他不是道家人物,他的思想如何定位?
一個新的莊子圖像對於我們今日了解儒家及中國哲學,
能夠提供什麼樣的新視野?

📙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史論│蕭高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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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是西方重要的政治思想典範,
淵源於古典時期希臘與羅馬的政治思辨,
並且在文藝復興之後,與現代民主政治及憲政主義結合,
深刻地影響了現代歷史的軌跡。
在清末民初,也曾經對中國的政治意識產生關鍵性的影響。

📙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林遠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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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林遠澤最新論著,參酌批判理論的道德發展理論版本
闡明儒家做為一種後習俗責任倫理學,
如何能在結合正義與關懷的仁學基礎上,
提出以正名論的道德文法學,建構禮治社會的實踐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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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田泰司
譯者/劉格安
作者/朴民根
譯者/袁育媗、黃莞婷
作者/金玄周、河永植、李昌淑、金香錦、康昌勳
繪者/權頌依、金素姬、李熙�央B許玄敬
譯者/張琪惠、林芳如、蕭素菁
   
  
不存在的3億人:漂流、貧困、難以翻身,中國農民工的掙扎與悲歌

不存在的3億人:漂流、貧困、難以翻身,中國農民工的掙扎與悲歌
3億人の中国農民工 食いつめものブルース

作者:山田泰司
山西大學、北京大學留學生。1992至2000年任香港日語報紙記者,2001年移居上海,任職於雜誌《美化生活》、 《CHAI》。長期於日本《日經商務電子版》上連載中國觀察專欄。

譯者:劉格安
政治大學畢業,現為專職譯者,譯作類型包含商管、醫學、旅遊、生活、歷史和小說等。譯有《超圖解:經濟學關鍵字!》、《絕對高分!東大生的便條紙閱讀拆解術》、《為了遇見40歲更好的自己》等書。

※   ※   ※

「賺錢的,都是有錢人。」
「那才不關我們的事,上海已經人滿為患了,我們沒有餘力養那些農民工,他們趕緊滾回家鄉去就好了。」
即便苦苦掙扎、萬般忍耐,也注定無望的低端人生。
和爆買、豪奢無緣,始終懷抱希望,卻瀕臨絕望的中國農民工。

「上海正要把他們驅逐出去。」

長居中國的日本記者山田泰司,親眼目睹自己的農民工朋友生活日漸艱難,國家愈壯大,人民就愈渺小而愈微不足道的殘酷過程,並寫下最真實的第一手記錄。

2008年的北京奧運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讓世界見證了中國的繁盛與強大的國力,但隨著城市的擴張與經濟的成長,遠離家鄉、自四面八方聚集而來,追逐「中國夢」的農民工,不僅沒有飛黃騰達的機會,反而陷入難以謀生的窘境。山田泰司親身與這些生活艱苦卻樂觀的農民工長期往來,發現他們腹背是敵,不但被城市人排擠,也被制度排擠,更深深受制於政策的瞬息輒變。愈做愈窮已經不再是最大的困擾,問題是即便犧牲自己的人生,卻似乎再也成就不了什麼。

貧窮,注定是一代傳一代的嗎?

他們像被限制在農村出生的詛咒裡,只能遙望城市人注定更好、更光鮮的未來。原本就懸殊的貧富差距,更在這十幾年內劇烈擴大,大得就連原先樂天、欣然樂見國家富強的農民工,都忍不住要嘶吼一句:「政府到底要我們怎麼生存下去啊!」

占了先機、具備條件的人冷漠以對,政府則沉默不語,而掙扎、痛苦,甚至絕望無處申訴的農民工們生活的空間,又被一紙又一紙的拆除公文漸漸限縮,甚至面臨被切除的命運。

中國經濟富強了,城市欣欣向榮。對此,山田泰司說道:「入住率如此低的地方,摩天大樓卻一棟接一棟的蓋,到底是蓋給誰住的呢?」


※   ※   ※

二○一六年六月十六日,上海迪士尼樂園開幕了。開園第一年的遊客人數就達到一千萬人,遠超過目標的百萬人次,業績似乎蒸蒸日上。

另一方面,在接近「夢幻王國」迪士尼樂園開幕的二○一六年春天,發生了一個鮮有人知的現象,一群過去為了追尋夢想而來到上海的人們,正如雪崩一般大舉遷離上海。遷離的人潮多到有的幼稚園甚至因為大量孩童離開上海,面臨經營不下去的危機。

這群人就是在上海從事基層勞動或體力勞動的農民工。失去工作與住處的他們,在上海著實失去容身之地後,歷經了一番艱辛波折,最後如遭驅逐一般離去。他們是一群即使想走也不知往哪走,一群走投無路、進退兩難的人。一群被迫妻離子散的人。在上海屬於貧富差距社會底層的他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其中存在的真相是,在海納百川的廣博胸襟下逐漸膨脹的上海,如今面臨成長極限,終於開始痛苦哀號,把容納不下的地方出身者驅逐出去。

在這個「夢幻王國」成功引來人潮的城市再也看不見夢想的一群人,上海的無情切割蘊藏著急速失去光輝的危機,畢竟這裡向來以「來者不拒」的態度,塑造出其作為一個都市的魅力,並吸引人潮與錢潮的投入。然後上海的這副模樣,在國家憑藉強大經濟實力,企圖以「一帶一路」將勢力擴大至歐洲或非洲,並大手筆買下希臘港口或非洲資源等強勢行徑背後,也與整個中國努力掙扎,連在非洲都試圖創造出國民就業機會的模樣遙相呼應。

在歡慶夢幻王國開幕的上海、在不願再予人夢想的上海,以及再也看不見夢想的人群中,也可以見到拚命扶養四歲女兒的單親媽媽喬女士的身影。


「或許這次真的撐不下去了。」

「剛才房東來趕我離開公寓了,叫我五天後搬出去,或許這次真的撐不下去了。」

我的智慧型手機在二○一六年剛開春不久的三月初旬,收到喬女士在緊要關頭傳來的這封短訊。

「連她也這樣啊。」回撥電話的同時,我嘴裡喃喃自語著,內心確信「他們周圍正在發生什麼事」。

我所謂的他們,指的是農村出身並從農村地方來到上海工作的人們。長久以來,他們都被統稱為「農民工」,但如今農民工也有了第二代、第三代,其中也有不少第二代以後的人念到大學畢業,進入都市企業工作,成為所謂的白領。只是目前在整體比例上占壓倒性多數的,還是最初農民工從事的工作,也就是在從「改革開放」進入高度成長的一九八○至九○年代的中國,在都會地區從事因「辛苦、骯髒、危險」而面臨人手不足的建築工地體力勞動、倉庫作業、工廠產線工人、服務業外場、富裕階層或中上階層家中女傭的人。


工作開始減少

前文也提到過,上海的家庭女傭工作大約從二○一五年秋天開始減少。喬女士原本的兩家客戶,也是在二○一五年十一月減少為一家。就在她擔心新的一年會面臨什麼狀況時,又遭到房東的驅趕。

我聽聞喬女士被驅趕的消息後,確信「他們之間正在發生什麼事」是有理由的,因為那兩、三個月以來,除了喬女士之外,也有愈來愈多在上海從事基層勞動的地方出身友人說過「我在煩惱房租要提高一倍的事」、「感覺好像快被趕出公寓了」、「我被解雇了」之類的話。

沒有足夠經濟能力為妻子準備婚宴上的婚紗,只好讓她穿優衣庫紅色羽絨外套出席的長順,也是其中一人。來自安徽省農村的他,在高中升學考試落榜後,十五歲就到母親工作的上海,透過親戚的介紹開始在花市工作。他的父親思順和我同為一九六五年出生,今年(二○一七年)五十二歲,母親比父親小兩歲,今年五十歲,兩人都只讀到小學畢業而已。思順曾經對我說:「雖然我上了六年小學,但最後只讀到三年級而已。」在現年四十歲以上的中國農村出身者當中,思順的學歷並不算少見的特例。

言歸正傳,十五歲就到花市工作的少年長順,因為受不了工作太辛苦,做了兩星期就辭職回到父親以務農維生的老家。附帶一提,我就是在長順辭去第一份工作,失意地搭車返鄉時,在長程巴士上認識他的。其後,他三番兩次變換職業與居住地,一會兒在東北遼寧省的瀋陽幫親戚帶孩子,一會兒又到浙江省沿海城市寧波的海鮮餐廳當服務生,然後再度回到上海當髮型設計師,最後在二○一二年,來到上海浦東機場附近的物流倉庫當作業員。雖然薪水視加班程度而定,但平均下來也有四千元(新臺幣一萬七千六百元)。那一年,他認識了在附近電子設備組裝工廠當作業員,而且同樣來自安徽省農村的十七歲少女,兩人認識之後在隔年的二○一三年結婚,並於同年生下女兒。若加上妻子的薪水,家庭總收入是七千元(新臺幣三萬○八百元)。

我還記得那一陣子,長順曾用稍微多了些自信的表情對我說:「我在工作中學會操作電腦,薪水也調升了。這是我第一次覺得工作很有意思。」

他說將來想買自己的車,載女兒去兜風,為此必須先考到駕照,於是在二○一五年花了一萬元(新臺幣四萬四千元)考到汽車駕照。他成為一個孩子的父親,工作上也愈來愈得心應手。從十五歲出社會起算已經第九年了,到二○一五年年中為止的兩年多期間,也就是二十二到二十四歲階段的長順,出社會以來第一次感覺生活充實,並過著可以描繪未來夢想的生活。


世博與迪士尼的美夢

擔任家庭女傭的喬女士雖然從成為單親媽媽開始,就過著相當辛苦的生活,但從擔任商場銷售員的二○○八年開始,到大約二○一○年為止的那幾年,每天都過得相當充實。「薪水方面,底薪非常少,業績抽成所占的比例比較多,但只要努力就會得到相對的薪水。當時即使把一半的薪水交給鄉下的父母,在上海還是可以留下一筆充足的生活費,也能存得到錢。我那時覺得要存錢重新裝潢老家也不算太困難,心想我有來上海真是太好了。雖然懷了孩子以後,必須辭掉工作,但如果繼續待在那裡的話,我想即使經濟不夠充裕,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困難。」

出社會八年多來每天為眼前生活忙得不可開交的喬女士,第一次對自己的將來感到樂觀的那一年,就是北京舉辦中國第一場奧運的二○○八年。兩年後的二○一○年則是舉辦上海世博。然後華特迪士尼公司也在這一年,與中方正式簽訂建設上海迪士尼樂園的合約。

長順的父母那一代人,也就是出生於一九六○年代中期到一九七○年代中期的第一代農民工,大約從一九九○年前後開始離開故鄉,前往北京、廣州、上海等大都會。然後大約從二○○五年開始,喬女士、長順等第二代農民工開始往上海聚集。世博和迪士尼樂園所創造出來的需求,將他們吸引到上海,支撐著他們的美夢。

然而到了二○一五年,這些動向卻開始變調。在中國經濟減速的同時,上海市中心的都更也暫緩下來,於是我愈來愈常聽到在建築工地從事體力勞動的農民工朋友抱怨說:「最近工作減少了,害我閒得發慌。」此外,由於都更開始減少,因此以往靠著收集拆除現場廢材料或廢棄物維持生計的農民工,也面臨可回收品項驟減,不得不改行換業的狀況,或是在找不到新工作的情況下,因為無法維生只好離開上海的人也大幅增加了。除此之外,在接近年底的時候,我也開始從家庭女傭口中聽見工作減少的哀號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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